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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到了万历朝这个时候，皇帝已经不太干涉科举题目的拟定了。
或者说得更详细一些，皇帝在名义上是殿试策问的出题人，但是万历朝的实际操作，是由内阁先拟定数道策题，随后让司礼监的秉笔太监送往皇帝面前选出一道作为最终考题，并密封送返内阁，然后在殿试当场再令宦官印刷出相应份数的试卷发往考生手中。
如果皇帝不想用内阁拟定的策题，而想上手亲自出题，那当然是没问题的，像儒学功底比较扎实的崇祯皇帝就是一直绕过内阁文官，亲自拟定策问题目的。
至于会试题目，那是毫无例外，向来是由主副考官拟定，皇帝一般不对此发表意见。
朱翊钧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因为到了晚明，科举已经成为了一种标准化的流程测试，基本上就是官僚体系内部自动循环的一个环节。
这就好比现代的高考或者考公，真正关系到命题的是命题标准而不是命题人。
明朝的会试共分三场，第一场考“四书”义三道、“五经”义四道，第二场考论一首、判五条，诏、诰、表各一道，第三场考经史策五道。
其中考官最看重的，还是第一场的八股文，第二场与第三场的要求不高，只要文意通畅即可，相当于现代的附加题。
以朱翊钧这个现代人的儒学水平而言，在会试题目上最有能力插手或者发表修改意见的，理应是在于第二场的诏、诰、表，这一场的题目是要求士子模仿上位者的言行，写出相应的公文，一般都是汉表、唐诰、宋诏。
朱翊钧是记得万历十七年的这场题目的，“拟宋召辅臣于崇政殿西庑，观孙奭讲《曲礼》，仍赐御书古诗各一章谢表，天圣三年。”
这一道题目看起来平平无奇，实则处处暗藏陷阱。
宋朝所谓“崇政殿说书”，其职业即相当于晚明的经筵讲官，专门为皇帝讲说书史，解释经义，并备顾问。
而历史上的宋臣孙奭，是经历了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三朝的儒学老臣，宋太宗曾亲自到国子监听孙奭讲解《书经》，并给予褒赏。
只是后来因宋真宗劳民伤财，以迎天书、祀汾阴，孙奭因劝谏其罢兴土木而被迫外放。
而题目中的“天圣三年”，正是宋仁宗继位后，将孙奭重新择为翰林侍讲学士的那一年。
这其中的讽刺意味便很明显了，前一任皇帝有劳民伤财的前科，后一任皇帝又有废后宠妃的苗头，这指代的是今朝之何人何事还不明显吗？
不过朱翊钧并没有打算要修改这道讽刺意味过重的科举试题，事实上历史上的万历皇帝也从来都没有因为科举试题在讽刺于他而感到不快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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